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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脱口秀行业整体显“穷”,做脱口秀还有未来么?
来源: | 作者: | 人气: | 发布时间:2018-05-27
摘要:

德云社曾经低估过成都人对“好玩”的接纳程度。

那是2016年的8月,德云社正在准备成都站巡演,而人们对演出效果的预估并不乐观:首先是场地远在郊县,需要观众额外付出大量的时间和交通成本;其次是相声太富有北方方言色彩,很多南方观众根本听不懂。

但到了演出当晚场内几乎座无虚席,这让郭德纲不由得在开场感叹:“你们怎么变得这么爱看相声了。”

到了2018年,伴随着《吐槽大会》的爆火,脱口秀演员接盘了这样的成都市场:无论是今年2月由史炎领衔的独立商演,还是4月份作为音乐节分会场的闭门演出,即使在不做大规模宣传投放的情况下,门票依然是很好卖的。

但这种体验却意外地仅限于“观众层面”。当人们试图将热情转化为生产力,很多事实似乎在暗示:在这样一个不需要标准普通话的艺术形式里、在这样一个曾经孵化出“选秀文化”“嘻哈文化”的娱乐城市里,在脱口秀这件事上人们似乎更愿意欣赏而不是参与。

这显然有违我们的判断——李诞们“具象化”了这种新娱乐方式的成长潜力,但却在最娱乐的城市里混乱地像个“江湖”。

成都脱口秀行业整体显“穷”,做脱口秀还有未来么?

现状:“观众开路虎,我却喝不起乐虎”

脱口秀行业的“江湖”色彩,像极了中国历史上“最江湖”的两个时期:春秋战国和晚唐。

这是两个没有绝对权威的时代,诸侯与诸侯之间、藩镇与藩镇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实力制衡:一技之长更容易出人头地,也没有人甘心受到规则的制约——这让个人色彩浓厚的“侠客”成为了生活新可能。所以你看金庸先生的“飞雪连天射白鹿,笑书神侠倚碧鸳”,没有一个设定在藩镇制度出现之前的历史环境里。

脱口秀行业的现状也同样如此:表演方式上的低门槛、表演场地上的随机性、受众人群的平民化,不仅让演员们难免陷入“文人相轻”式的彼此不服,就连普通的参与者也能够从容地在“观众”和“演员”之间切换身份。

或许对北上广这样集中资源的大城市来说,是一种文化繁荣的标志;但在深居内陆、难免滞后的成都市场,却成为了最天然的劣势。

成都脱口秀行业整体显“穷”,做脱口秀还有未来么?

劣势最直观的表现之一,是俱乐部几乎没有决定自己“作息规律”的主动权。比如作为成都唯三可以稳定演出的脱口秀俱乐部,“无趣”不仅愿意将自己的演出场地安排在西华大学的某个咖啡店里,还将时间安排在了工作日的周三。

要知道西华大学坐落在成都的郫都区犀浦镇,其区位条件大概相当于北京人民心中的通州、上海人民中心的崇明,总之是一个会被上班族归类为“出远门”的地点。

所以这种“非常规选择”的唯一可行解释就是为了照顾学生们的观看,因为只有学生们有闲没钱,不会像城里面穷且优雅的社会人那样,总是想着去参加其他更酷更容易社交的娱乐方式,让辛苦争取来的场地和演员资源白白打了水漂。

另一个劣势是参与者有太多在专业技能上“白手起家”,这是多吉的直观感受。

在他参加的那个俱乐部里,身边的演员有满是纹身的龙虾馆服务员;有自己设定了“变态”标签的医生;唯一一个看上去专业很对口的相声演员,在相声没坚持下去后去当了《前任》1和2的制片人,至于后来再捡起话筒说脱口秀,主要是因为《前任3》没有让他跟投。

多吉觉得也这有个好处,因为“标签本身也能成为段子,让每个演员都要讲符合自己身份的话,让自己有辨识度”。就像郭德纲不用解释,观众就知道于谦的爸爸应该叫“王老爷子”或者“欧阳丹青”先生一样,时间长了就能形成“梗”,而“梗”是每个小众文化圈逆袭的重要基础。

但“没钱更多消费的观众”和“不以此为生的演员”两两相加,直接导致了成都脱口秀行业整体上的“穷”,涵盖行业的体量以及演员的收入。

多吉的同事小田就把这种现状改编成了段子“你们开路虎,我却喝不起路虎”。

这句话像极了愚人节时假借“开玩笑”之名的表达,因为回到舞台下的小田还是有些不甘心:“说脱口秀是为了好玩,以及钱。但我太高估自己了,因为我没赚到钱。希望演完能打车回家,而不是附近找个网吧凑合一宿。”

而小田也不是唯一一个将“穷”编成段子的脱口秀演员。俱乐部的开放麦主持人蔡师傅,就总是在演出中反复提到“0.01”这个数字。

所谓0.01,具体是指俱乐部每周六开放麦的票价,累计卖出了560份。另一个定价0.01元的城市是重庆,销量是360份;而所谓开放麦,就是演员试段子的演出,就像电脑自带的游戏“扫雷”。演员们通过真实的观众、观众的反应,一点点去试探观众的G点。

蔡师傅觉得0.01的票价是绕不过去的梗、也是很难提上去的门槛,因为“可惜的是,有时候观众不得不体验到那种被雷炸掉的感觉。”

当然他们也有办法弥补一下门票上的大出血,比如演员们会插播一些提供演出场地的商家植入。这种通过B端补贴来反哺C端市场的作风,颇有当初滴滴、饿了么以及现在的瑞幸咖啡烧投资人的钱以教育用户、抢占市场的作风。不同的是,成都的脱口秀不像它们一样有投资,但又不得不教育观众。

然而帝都北京和魔都上海比成都脱口秀高的也不仅仅只是票价。

以北京市场为例,脱口秀已经能做到天天有开放麦,周周有商演。笑果文化在去年获得近一个亿的投资;早在2013年,北脱也已经有了商演,首场就卖票近200张;而在成都,每周仅有的两场开放麦,路费都得演员自己掏;在比2013年晚了5年的今天,商演来了两百多名观众在演员们看来也是件“出乎意料”的事。

所以要描述成都脱口秀行业的现状,确实是一个外表已经在地上,但也只能“跑江湖”维持生计的“穷日子”,穷到北京2013年的数据,已经足够让2018年的成都羡慕。

对于0.01,蔡师傅听到更加“乐观”的解释:“我们也是在做环境基础,有群体懂得单口喜剧精神,观众们有了自己的喜剧审美就好办了。”

反思:“成都的脱口秀演员,垃圾”

小田也对成都脱口秀产业的穷有过反思。最后他得出了一个自黑式地结论:“最主要的、根本的、内在的原因是成都脱口秀演员太垃圾,我们深感惭愧。”

事实上,同样自嘲的说法在每一场的开放麦演出的主持人口中也会听到:

“0.01能听到什么好东西,是吧?”

“你们就是来找不痛快的”。

“没吃晚饭吧?没事,听吐了待会儿宵夜可以多吃点”。

这种开场白不仅是在给观众打“预防针”,一定程度上来说,也是在降低观众的预期。

蔡师傅告诉我,成都的线下演出是从纯粹的兴趣交流开始的,大多数演员都是业余时间来参与,所以演员的进步多来自自我探索和彼此交流,并没有经过所谓的系统培训,天然地和北上广的演员群体存在差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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